您现在的位置: 主页 > 装修论坛 >

装修论坛

在云南哀牢山四个丈量森林的人离开了

  几乎每年,全国都要做森林资源的调查,森林调查员们将承担起这项任务。目的地可能在森林中任何地点,但无论在哪儿,调查员必须抵达。四位森林调查员从失联到最后死亡,是多种条件的叠加。他们没有向导,没有帐篷,也没带雨伞,虽然带了几件很薄的一次性雨衣,也被遗落在了路上。

  11月13日那天上午,云南普洱市镇沅县,那两辆越野车开往哀牢山腹地的时候,天气还算不错。

  这个时节,云南的大部分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,都在经历旱雨两季的交替,雨季终于结束,旱季就要到来,人们开始迎接晴朗的日子。但云南中部的哀牢山,因为环境特殊,降雨仍在持续,同样特别的,还有经常造访的大雾。

  越往里走,景色越美,也越原始和危险。山脚是常见的村庄、梯田和人工林,山腰逐渐变成原始森林,绿色越来越深。接近山顶,开始有高大的樱花树,粉色樱花开在松林中间,一种热烈和摄人心魄的美。悬崖上长着挺拔的柿子树,因为湿度高,树上有厚厚的苔藓,地表的蕨类也格外硕大。

  两辆越野车上的四位乘客,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的工作人员,杨敏、张金榜、张瑜、刘宇。他们都是年轻的男性,年纪最大的张瑜,也不过32岁。上午,他们从山中樟盆村的位置上山,进入原始森林,开始他们的工作。

  这一天他们要完成的,是一个常规任务——找到地图上一个坐标,一个编号为6134号的样地,做森林资源的调查。

  几乎每年,全国都要做森林资源的调查,森林调查员们将承担起这项任务。2020年,全国选出了2.2万个坐标,这些坐标自动生成,被分配给各地区的森林调查队伍、全国上千名森林调查员。它们是未知的、全新的,可能在森林中任何地点,但无论在哪儿,调查员必须抵达。他们收集的数据汇集起来,最终就变成了全国的森林积蓄量。

  一位曾在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(以下简称「昆明中心」)工作过的调查员,向我们介绍了更详细的工作流程:调查员们领了坐标,就背着设备上山,用RTK设备精确定位到那个点,走到那里。然后以那个点为西南点,以空间投影25.82米为边长,打一个正方形,这就是一亩地。在这块一亩的样地里,森林调查员要测很多数据,比如里面有多少树,都有什么树种,树离地1.3米的地方有多粗。最后给每棵树钉上树牌,随机抽取几棵树,测树高,取树芯。这一系列工作完成,他们就可以下山。

  这位调查员认为,这个工作本身并不复杂,最难的就是在路上——怎么上下山,怎么抵达那个点,怎么避开路上的悬崖、雷区、野兽和未知的危险。

  但这一次,有一个隐忧是,四位工作人员的野外经验都不多。我们得到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,今年9月开始的这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,昆明中心抽调了75位工作人员,但真正来自技术科室的人员只有一半,其他人来自人事、党办、后勤等部门。

  他们的同事也证明,进入哀牢山的四人里,杨敏来自后勤服务中心;张瑜以前是卫生员,后来在厨房工作过;刘宇之前在化验室工作,不久前才开始出野外;张金榜原来在野外中队,是四人里比较有野外工作经验的人,但也并非森林调查小组的核心成员。这样的情况每年都会发生——在项目工期紧张的情况下,这些非专业的年轻人,也会被抽调进山。

  我们可以先认识一下他们。杨敏是一位国防生,在部队时他是指导员,公认的善良、脾气温和,一直做行政工作。不久前刚结婚,也刚有了孩子。11月初,他在朋友圈里发过自己穿着迷彩服在野外飞驰的照片,还有玉溪的云海,他写「晓看天色暮看云,行也思君,坐也思君」。

  张瑜是重庆人,喜欢健身,进山前,他还和老家的朋友在微信里讨论健身的问题。

  张金榜年龄最小,今年25岁,四川宜宾人,个子不高,大家都知道他爱狗,他的战友回忆,他习惯用左手写字,一笔字非常漂亮。

  11月13日,这一天的开始是轻松的。早上七点进山前,他们在一家超市购买食物。超市的监控拍下了他们生前最后的影像,他们买了瓜子、蛋黄派、巧克力,有人选了一瓶牛奶,说「牛奶好喝」,还有人喝了一罐咖啡,四人一共花费了100元。

  他们穿得不多,两个人穿冲锋衣,一个人穿迷彩服。在超市停留的五分钟里,他们笑着跟彼此聊天。

  按照计划,这一天,他们要从哀牢山西坡上山,翻越山脊,到达6134号样地,做完调查再原路返回。

  根据后来司机的说法,他们估计这个工作需要两天时间,所以可能会在当晚或者第二天上午下山。出发前,因为担心他们晚上回不来,司机特地从备用油桶里,给他们倒了一些汽油,让他们可以在野外生火、驱赶野兽,同时也用来稀释给树木做标记要用的油漆。

  事发后,就他们当天是否打算在山上过夜,或者说,他们是否做了充足的过夜准备,有人提出了疑问。

  他们的前同事说,在他印象里,森林调查员极少极少在山里过夜,就算是下不了山,也一定会找个老乡家住一晚,决不会让自己留在湿冷危险的森林。地质调查局昆明中心微信公众号「云岭自然」里记录过一次调查,几位森调员在攀登海拔5000多米的白马雪山时,因为路程太长,无法下山,但上山前他们就已规划好,晚上会在途中的一个牛棚过夜。

  这位前同事认为,按照四人的穿着和携带的物品推断,他们没有在山中过夜的条件:有人只穿了单薄的迷彩服,有人穿的是单位配发的红色冲锋衣——但就算是冲锋衣的厚度也不够;他们带的食物几乎算是零食,无法支撑四个人吃两天一夜;他们也没有携带过夜需要的帐篷和睡袋。

  云南省地质资源局的地质专家王宇,从事地质工作几十年,多次在哀牢山做地质调查。他也告诉我们,地质考察队一般都不会在森林里过夜,再晚也会走出去。哀牢山之幽深,「任何人进了那个树林的感觉,就像一下子钻进排水道,你心理上无论如何都要逃出去,不可能躲在里面。」

  每次进哀牢山,天黑前,王宇一定会先想好在哪个村子落脚,并规划好到村子的路线。「走到半夜才能到也好,没地方住也好,就算是蹲在人家火塘边,蹲在房檐下,也都要找个人家过夜。」如果留在山里,不说别的,仅仅是无处不在的旱蚂蟥,就会让人无法安坐。

  这位同事告诉我们,在他从事森林调查工作的一年里,只要是上山,只要是情况稍微复杂一点的地貌,他都一定会请至少一位当地向导——森林调查的每个点,都是随机生成的,可能是人类从未踏足过的地方,只有当地人才能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辨别方向,在没有信号、无法使用导航的情况下走出大山。另外,他们上山要携带的工具很多,向导也可以做一些搬运工作。每次,他们会支付一百到三百不等的劳务费。这位同事说,请向导是因为「惜命」,「不保护好自己,不可能去冒险」。

  和哀牢山打了几十年交道的王宇,现在进山也还会请向导,「有时候即便是当地的向导都会迷路,要带着我们绕来绕去才可能走出森林」。另一位央视记者也在事发后谈过这个问题,一年前,他们拍摄一个专题片,跟着中科院的科学家、哀牢山当地的护林员一块进山,「如果没有当地护林员带领,很容易在山里走丢。山很深,走进去很不容易,大家都是带着砍刀,用砍刀把路劈开往前走。」

  那一天上山前,四位森林调查员和司机约定好,最晚会在第二天(也就是11月14日)下午四点下山。

  但实际上,警报在13日当天就已响起。四人上山后不久,下午1点,他们给司机打了最后一个电话,通话内容我们现在不得而知。但在那天的稍晚时候,四人就已和外界失去联系——刘宇的妻子一直联系不上他,只好询问他的同事。他的同事也联系不上,但还是安慰她:没事,以前也有在山上作业联系不上的情况。

  那天夜里,哀牢山下起大雨。当地气象资料显示,降雨量达到了60毫米,在气象统计里,这已经属于暴雨。

  没人知道那一夜山上发生了什么。只是到了约定的14日下午,四人没有出现。之后的调查显示,14日上午的7点35分,他们的手机信号最后一次和附近的基站交互。

  司机久等不至,当天下午联系了镇沅县者东镇派出所报案。一位村民告诉我们,他的儿子就在者东镇派出所任职,14号下午,几位警察进山查看了情况,但因为马上就要天黑,他们无法再往里走。

  直到第二天夜里,这次的失联事件真正升级——根据镇沅县的通报,15日晚上7点28分,镇沅县政府办总值班室接到报告,成立救援指挥部,正式开始救援。此时距离四人最后一次和外界联系,过去了54个小时。

  15日至16日,哀牢山持续大雨,雾气弥漫,搜救在大雨中开始。在茫茫的哀牢山中寻人有多难,每支救援队都在接受采访时有过表达。

  首先就是对当地村民的绝对依赖,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向导。如果他们不在,消防队无法独自进山。有一支普洱当地的消防队试过独自进山,结果第一天就走错了路,走了九个小时才到山顶。

  大批救援队到来后,要吃饭,要休息,山高路远,物资问题也很难解决,也是上百位村民背着物资上山,送到了山中的补给点,并帮助建好了营地——这个工作并不容易,他们要背着几十斤的物资,拿着砍刀开路,一路爬80度的陡坡。有了营地,救援队可以在山中休整、吃饭,减少在路上来回的时间。

  而救援队真正在山中找人,是相当艰难的。普洱市消防救援支队景东县大队的副教导员黄箐在接受采访时说,山中植被复杂,全是密密麻麻的藤蔓、刺竹、灌丛、杂草,地势坡度有60到80度,行进过程中,他们无法直立行走,要弯着身体甚至匍匐前进。有时看前方只有100米远,但走过去却要半个到一个小时。

  救援队伍中,还有一支专业的山岳救援队,这支队伍的负责人,也向我们讲起了搜救的难度:哀牢山的地形复杂多变,有高原、高山、密林,还有河流、悬崖和瀑布,山岳救援中所有的难点它都有。而且这一次,这四位森林调查员失联的时间长,线索也少,这让救援变得更加困难。

  可以推测的是,地质调查员们和消防队员们,在山中可能遇到了相似的困难。比如因为森林郁闭度太高,信号几乎为零。救援队试图用无人机喊话和拍摄,但无人机会因为失去信号而无法返回。救援队伍带了专业的卫星电话,也因为信号不好,常常无法使用。

  最终,在搜救开始两天后,16日下午,第一处关键信息出现了。在距离6134号样地不远处,搜救人员发现了砍刀、食物包装袋和一处简易的庇护所。

  村民周志兵也在搜救队伍中,他记得,他们先是在一条小路上发现了人的脚印,再往前走,捡到了一把被人遗落的砍刀。继续往前,终于找到了一处有人活动过的简易营地——

  这是一片竹林,中间被砍得很干净,烧了一笼火,周围的小滑竹围起来,能起到保护和防御的作用。地上有尚未开封的红牛饮料、抽过的云烟、被遗落的卷尺,两包被弄湿的面巾纸,还有一件粉色的雨衣。后来,地质调查局昆明中心的工作人员确认,这就是四位工作人员的物品。后来周志兵把砍刀带下山,交给了昆明中心的工作人员,留作纪念。

  据推测,这应该是13日夜里他们停留过的地方。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扎营、最后一次生火。

  沿着这些痕迹,搜救人员继续搜索。他们还是怀着信心,觉得再往前走,一定能有所发现。

  最先被确认的事实是,13日那天,四位森林调查员并没有到达目的地6134号样地。但他们的扎营处,离6134号样地已经很近,直线公里。所以有专家推测,他们可能是在上山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困难,比如暴雨。

  以他们的扎营处为圆心,救援人员在周围3公里内搜索,又发现了一些烟盒和食物碎片。翻过山脊,到达山的东侧,白水河边,再次发现了他们的脚印,还有另一件雨衣。痕迹在此戛然而止。

 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讯号。张兆辉是镇沅县常务副县长、此次失联人员搜救指挥部的副指挥长,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起了自己的困惑:四人原本的路线号样地,然后原路返回,「往东走到底干什么?谁也分析不清楚。我们想他们肯定是迷路了。」

  这个发现,让搜索的重心有了一些转向——指挥部派了三支重装部队,是云南省登山户外协会的精兵强将,携带了全套装备,试图从西坡上山,翻过山脊,到达东坡,从哀牢山西边的镇沅县抵达山东边的新平县,横穿整座山脉。这一路需要五天。他们猜测,四名森林调查员也许已经从东坡下山,或许可以在路上遇到他们。

  在艰难而复杂的搜救过程中,也出现了各种乌龙事件。比如在搜救过程中,有人发现山中有一处有烟,指挥部前后派出了五组人,从第一天夜里搜到了第二天上午,地毯式搜索过后,发现并没有烧火或人活动的迹象。

  还有搜救人员称,在林中发现了人类活动痕迹,比如砍伐的树木、做了标记的红油漆,还有红袋子和矿泉水瓶。但后来发现,这其实是另一组救援人员留下的痕迹。

  这些细节大概可以证明,在幽深似海的森林里,不管有多少人、多么先进的机器,人类都是如此渺小、盲目和无力。

  21日下午6点33分,哀牢山的黄昏时分,三位失联人员被发现时,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——他们在6134号清查样地的东南方向被发现,距离样地的直线公里。但这个地点,既不在重装部队的行进方向,也不在大家重点搜救多次的西坡。

  我们得到的现场图片显示,他们的衣服很单薄,至少有两个人都只穿着迷彩服,他们靠得很近,上衣还微微往上撩起。有现场的救援人员说,他们的脸上还有笑容。昆明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说,他们丢弃了没吃完的食物,但重要的测量工具一样不少,都还在身边。

  他们是被自己的同事发现的。地质调查局昆明中心自己组建了一只小分队,在山上搜索了接近一周,最终到达了那个地点。

 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,最先看到了自己队友的遗体,马上转过身,抱住身后的人大哭。

  从失联到最后死亡,他们遭遇了什么。我们与他们的同事、地质专家以及哀牢山的山民交谈,他们分别提供了一些细节。

  在扎营时,他们的情况还没有那么糟——参与救援的村民周志兵说,他们那个扎营地选得不错,地势平坦,离目的地也不算远,点燃了木材,也说明当时还没下雨,或者雨不算大。

  但就在当天夜里,暴雨来临,浇透了森林,随之而来的是降温。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,13日镇沅县的气温为18至24摄氏度,14-15日,气温降至11至17摄氏度。而山上的气温要再低好几度。那两天山中雾气弥漫,能见度也很低。

  在这种情况下,迷路发生了——露营地距离目的地很近,他们却没有再往那里走,而是先翻过山脊,下到了河边,又转了一大圈,往相反的东南方向去了。

  这个结果是多种条件的叠加:首先,山里没有信号,地质调查局昆明中心也从未发放过卫星电话,他们无法使用手机导航或者与外界联系;他们身上有罗盘,但救援队伍上山后发现,山中因为有高磁性岩石,罗盘会出现偏差,方向不完全准确,也许把他们引向了错误的方向。另外,据他们的同事介绍,他们属于被临时抽调,上山前的培训很简单,甚至不一定会使用罗盘。

  哀牢山的道路有多复杂,地质学家王宇是这样说的:「如果你要自己开路,一天一百米也开不出去。如果走留下来的羊肠小路,那些路非常乱,有的是老百姓去砍树、捡菌子走的路,有的是以前羊走的路。走着走着,出现四五个岔道,不知道走哪个。你选一个走吧,可能会绕一圈,又回到原地。」

  下雨加上迷路,在这样寒冷的山中过夜,他们会经历些什么,王宇也向我们回忆起一次相似的经历——那是2008年,也是11月,哀牢山下大雨,山上的村庄被泥石流冲毁,他去做救援。那一次有十几人,有政府官员,有当地向导,连着走了17个小时,也没走出去,最后不得不在山里过夜。

  哀牢山本来就郁闭度高,白天都很暗,晚上更是完全无法行走。天一黑,他们就只好在砍倒的树干上坐着,把头埋在膝盖里打瞌睡。最初还烧了一点火,但雨太大,很快就把火浇灭了。到最后,他的身体接近被冻僵,最严重时,他产生了幻觉,看着前面的树林,觉得像是一片村庄。但万幸的是,他们每个人都有伞,上半身没有淋湿,裤子和鞋虽然湿了,最后还是靠着身上的热气慢慢蒸干了,人也缓了过来,撑到天亮,最后走出了森林。

  但这四位森林调查员——他们没有向导,没有帐篷,也没带雨伞,虽然带了几件很薄的一次性雨衣,也被遗落在了路上。单靠冲锋衣和迷彩服,无法抵御寒冷。

  最后那一天,他们的遗体被发现时,同事们检查了他们携带的手机和平板电脑,都还有电。

  一种猜测是,四位森林调查员的电子设备或许在当晚就被大雨淋湿。后续的调查也表明,他们的手机虽然有电,但从14号就关机,之后再未开机。如果是晴天,他们就算迷路,也会更从容,总能靠自己找到下山的路,再不济,也能发出求救信号。

  但假设终归是假设。他们遗体被发现时的状态,撩起来的衣服,脸上的微笑,被救援人员判断为典型的失温症:失温到了最后,人的神经系统会紊乱,在极寒的情况下,会产生虚假的燥热感。人会有温暖的幻觉,会有一种自然的、满意的笑容。

  四位森林调查员失联后,他们的更多故事也被披露。他们四人都是2018年以后进入中国地质调查局,原来他们做的是地质调查,现在要和植被打交道,很多知识要从头学起。但更难的,是森林调查以三四人小组为单位,要深入人类从未进入过的地带,以肉身对抗未知。

  一位曾在昆明中心工作、后来离开的森林调查员告诉我,他就在一次调查中,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,走入了一片雷场,他们幸运地全身而退。但后来其他部队的一位战士,在那里失去了眼睛和双臂。今年3月23日,此次失联的森林调查员之一刘宇,也在山上遇到过野猪。

  在昆明中心,做森林调查的核心工作人员大概有二三十名,但任务重的时候需要近百人,抽调其他部门的人是常态。上山前会有大概一周的突击培训,但这位森林调查员说,并非每个人都会用RTK机器和罗盘。有一次,连单位财务也跟他上了山。至于安全教育,相对就更少一些。有时候要赶进度,走得匆忙,有人连冲锋衣都没收到,也会选择先上山,其他事回来再讲。

  在救援现场,四位失联森林调查员的同事告诉我:「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去那儿吗?给你的点是很随机的,可能在山峰,可能在悬崖,或者在陡壁,甚至是河流。这个工作很辛苦,如果找别人,有可能去好走的地方测一片假数据给你。但是当兵的人很执着,有那股劲,必须要到那个地方。」

  这样测出来的数据才会更精准,最后汇总而成的全国森林资源数据,才会是真实可靠的。他说,这是支撑他们的、精神性的东西。

  这跟地质学家王宇对他们的判断符合。他给他们做过专业培训,也检查过他们的成果,印象很好,「年轻精干,纪律严明,能吃苦耐劳,工作的质量也很好。」

  大概前段时间,杨敏还和战友聊天,说起现在的工作。黄金部队转制之后,一些人离开了,去寻找新的出路。但杨敏一直是一个行政干部,出去之后的选择不会太多。而且他刚结婚,有了孩子,要养家,他需要这份工资。他们的月薪,大概在5000元到9000元之间,如果上山,每天还会有额外的津贴,2019年时是90元一天。

  来自重庆的张瑜,家里还有一位老父亲,跟他相熟的人说,前段时间发了转业费,他都给了他父亲。他愿意上山,跟工资和津贴也有关系。他今年认识了一个女朋友,已经在考虑结婚,他打算在昆明买房,以后就在这里定居。

  从他们的社交媒体上看,他们都逐渐接受了这份工作的危险和浪漫。杨敏的朋友圈里有玉溪的云海,有自己穿着迷彩服坐在车上、从山间飞驰而过的照片。刘宇的朋友圈封面,也是他和自然的合影。在昆明中心的公众号里,有人写到,森林调查员历时两天两夜,攀登白马雪山,「沿着河谷上溯,到达主峰下最高的冷杉林边缘,去看看国家的森林。」

  在四位森林调查员失联之后,也有一些地质工作者分享了一首《勘探队员之歌》。这首歌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,至今仍震荡人心,歌词是这样写的:

  而在哀牢山,21日下午6点33分,找到他们的遗体之后,森林与高山再次彰显了自己的深邃。

  遗体发现之后,救援指挥部希望在当晚就把遗体送下来。有一些救援人员轻装简从就往山上跑。但实际上,从那时到遗体线多个小时。

  路程行进之困难,调动了上百位消防员参与,中途有两位消防员因体力不支晕倒。最后又派了近百位村民上山,帮消防员搬行李,让他们能用最后的力气搬运遗体。

  后来在指挥部里,有人说道,「这一次,我们确实对哀牢山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。」

  在等待他们下山的那个夜里,短短几个小时,大家先是看到了萤火虫和星星,接着又经历了闪电、冰雹和大雨。在雨里,四位森林调查员的遗体被接上车,他们的队友一路跟随,在深夜离开了哀牢山。